几千年前的寒冷冬夜，非洲的洞穴里围坐着取暖的人。缕缕烟雾缭绕在火焰上空，扎堆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咳嗽。一种平时生活在土壤里的微生物，悄然潜入人们发炎的呼吸道中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生物学家认为，这可能是肺结核这种人类最古老的疾病的起源。
肺结核在西方曾被称为“死亡之首”，在中国更有“十痨九死”的说法。直到1882年发现治病的结核分枝杆菌，1944年分离出链霉素，随着抗生素、卡介苗和化疗药物相继问世，肺结核才终于不再与死亡同名。
人类直到今天仍没能完全战胜它，但文明的意义在于，我们认识了传染病，也接受了人类生命将永远必不可少要和病毒抗争。
结核病历史几乎和人类史等长
英国人曾坚信，肺结核是由罗马传到英伦三岛的。直到英国考古学专家西蒙发现，2300年前就有肺结核在英国偏僻村落里存在。
考古学家通过对古人遗骸的研究发现，早在德国的海德堡石器时代，人的第四、第五胸椎有典型的结核性病变。这表明距今7000年以前已有结核性疾病。
从发掘的古代埃及墓葬中的木乃伊脊椎上，同样发现了结核性病变，努比亚的木乃伊有五例脊椎结核，公元前2500年的第五王朝木乃伊则有骨关节结核。我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2100年前的女尸，其左肺发现存在结核钙化灶。
不同于其他传染性流行病多数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，最新有科学假说认为，肺结核一开始似乎是一种人类疾病，之后才由人类传染给其他动物。人们在4000年前的非洲大象遗骸内发现了肺结核致病菌。最后一次冰川时期快结束时，巨大的乳齿象死于肺结核的流行。
中西方典籍里的肺结核：消耗
“Consumption”是早期肺结核的一个名称。Consumption直译“消耗”，意在这种疾病会慢慢耗尽生命，正好对应了中国古代的“肺痨”之称。
宋代以前反映结核病传染性的名称有尸疰、劳疰、虫疰、传尸等，根据症状特点，名称有肺瘘疾、劳嗽、急痨等。宋代用痨瘵(痨病)代替了其他名称，晚清中医始称肺结核为肺痨。
中国古代关于肺结核的最早记载，从两千多年前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中可以看到，其中“五虚五劳”的描述符合肺结核患病的明显特征。同样的症状在东汉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和华佗的《中藏经》中也有记载。
肺结核在汉朝以前都被认为属于虚劳病的范畴。宋代陈言在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提出了痨病源于“瘵虫”之说，逐渐才开始认识到结核病的传染性质。
“十痨九死”，并非夸张说法
人类对结核病长期的未知，丝毫没有阻碍它的发展速度。西方后来将结核病称为“人类死亡之首”，在历史某一时期它成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。
十七世纪结核病在英国农村还不多见，有限的人类交往隔绝了病毒发展。随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，城市的发展带来人口频繁流动，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。阴冷潮湿的工业化厂房，贫民窟恶劣的居住条件，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，给了结核病菌最佳的生存和传播机会。
英国开始全面暴发，1799年每3.8个死亡者中有一个死于结核病。整个欧洲都被病毒裹挟，四分之一的欧洲人被肺结核夺去生命。十九世纪结核病开始肆虐美国，每10万人中有400人死于肺结核。
二十世纪上半叶，肺结核开始在中国大肆传播。直到1949年，全国仍有肺结核病人2700万，每年有超过138万人死于肺结核。年死亡率达307/10万，且18岁以上感染肺结核人数高达90%，“1921年前出生的人中，没有几个人体内没有结核杆菌”。
鲁迅小说《药》中的华大妈听到“痨病”两个字时，脸色就变了。华小栓吃下了治病的人血馒头，没有保住性命，鲁迅最终也死于肺痨。
在链霉素发现之前，中国的结核病处在无药可医的状态。即使后来链霉素作用于临床，普通患者仍然无法消费。“十痨九死”在当时并非夸张的说法。
从放血饥饿疗法到村舍疗养
在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，结核病被叫作“国王的邪恶”，应对之法则是“国王的触摸”。人们相信，国王用手摸一摸淋巴结核，便能获得治愈。十四世纪，法国菲利普六世在一次仪式中，一共触摸了1500名病人。这种疗法在英国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，而在法国则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。
早期医学还试图通过放血和饥饿阻止疾病发展。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济慈患病后，接受了医生一次次的放血治疗以及每天一小片面包、一条小鱼的饥饿疗法，去世时年仅二十五岁。
十九世纪四十年代，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被认为有助于疾病康复，肺结核治疗逐渐进入疗养院时代。
1841年，英国建立布朗普顿医院，成为最早的肺结核专设医院。1854年，布雷默在德国山区建立了治疗结核病的社会事业机构，到1859年已经成为专业的结核病疗养院。他强调通过运动、新鲜空气、水疗和休息来改善循环系统，推动结核病进入了疗养院时代。
1884年，患结核病的美国医生特鲁多受布雷默启发，在撒拉纳克湖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结核病疗养院“村舍疗养院”。他后来还创建了一所“结核病大学”，对病人生理和心理上的许多照料方法至今仍被沿用着。
耐药性结核病的持续威胁
不管是放血治疗、萎陷疗法还是疗养自愈，都代表人类事实上还没和病原体打过照面。
1882年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·科赫研究了肺结核死者的肺部。反复试验后发现，这种细菌是透明的，用显微镜却无法观察到。利用亚甲蓝染色肺组织，科赫终于发现了细棒状的结核菌。
1882年3月24日，科赫在柏林生理学会宣布，发现结核病病原体“结核分枝杆菌”，这是人类首次找到肺结核的病因。1905年，科赫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1921年，法国细菌学家卡尔美和介林发明了卡介苗，成功接种于婴儿预防肺结核。1944年，美国科学家分离出了链霉素，这是第一种对结核分枝杆菌有效的抗生素。同年链霉素使用于临床，标志着结核病化疗时代到来。
1951年，拜耳、施贵宝和罗氏等几家药企，几乎同时发现了另一种结核病治疗药物——异烟肼。异烟肼药效更强，毒性更小，且因不存在专利之争，价格并不昂贵。
接着，异烟肼、链霉素、对氨基水杨酸钠组合成为标准化疗方案(长程疗法)，雷米封、利福平、乙胺丁醇等药物也相继合成。
人们终于了解病因和传播机制，对肺结核的防治宣传铺天盖地，肺结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逐渐呈下降趋势。然而，病原体的生命周期演化远远快于人类，结核杆菌是很容易形成耐药性的生物。
《2017全球结核病报告》指出，结核病是全球第九大致死疾病，甚至高于艾滋病，艾滋病则会加重结核病。
耐药性结核病是一种持续的威胁，人类还没能够完全征服它。回顾人类与肺结核的抗争历程，或许可以重新理解传染病医学，没有末日修辞，也不会鼓舞人心，仅仅是“病毒带给我们死亡与伤痛，也带给我们生命与未来。”
